摘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帝国主义”概念的中国化转换，使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直接、深刻的认知。为了履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使命，中共主张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国民党依赖单纯军事手段不同，中共重视依靠和发动民众力量进行反帝运动。由于国共双方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国共党内合作走向分裂。通过依靠人民，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革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共同掀起大革命风暴。这其中，“反帝”一词一度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核心话语。然而，对于何为帝国主义、如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各界则看法不一，这种差异性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分化。分析早期中共党人对“反帝”的认识，有助于考察国共两党反帝联合战线的内在异趋。
一、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中国化转换
“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的最初使用，要追溯到1899年初《清议报》上发表的《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一文，该文提到英美两国为“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其时，“帝国主义”作为中性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不带道德指责的意味。沈泽民曾表示“帝国主义”一词是一个“经济上的名词”，并不含有褒贬色彩，只“说明一种经济的现象而已”。其时还有不少对“帝国主义”表示好感的观点。例如：1901年《清议报》上连载的《帝国主义》一文称：“吾人之所以称羡帝国主义者，即从宇宙之大法、世界之大势，极力发挥国民之特性，以贡献于人类之进步者也”。蒋廷黻亦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和人性一样难以界定的伟大名词”。有论者提出，缘于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清末新知识界大多接受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批判的声音较弱”。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基于外来侵略的本能反应，发生“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
民国初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依然不够清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为交通系、研究系，他们否认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买办阶级大商人的思想，……对帝国主义完全认不清”。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胡适甚至表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于此，董必武指出，人们在运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时，并未捕捉到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他们不能根本反对帝国主义，更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前后，“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才被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其时，西方列强操纵巴黎和会，欲明文肯定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反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强盗”“强权”之类的名词来形容帝国主义的这一恶劣行径。陈独秀直指“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李大钊大呼：“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于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成为五四时期的响亮口号。
“强盗”“强权”等词是帝国主义欺侮中国的形象描述，中共党人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则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有关。列宁的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他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二大闭幕不久，会议的材料通过正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维经斯基传达到中国。随后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党人传达了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于是，中国的报刊上开始刊登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文件。
列宁看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就是“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这一“经济事实”或“现象”，最主要的体现便是“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此处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即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奴役”“金融奴役”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显系受到列宁的启发。例如，陈独秀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在张太雷看来，“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为什么要变成帝国主义国要征服殖民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本国已无发展余地，所以要得着殖民地来销售他们的工业出品的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殖民地的原料来供他们的工业。”瞿秋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形成世界的经济，渐渐撤毁一切‘民族’的藩篱。……自国内市场之发展至于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力侵入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于是帝国主义出世，地球之上遂有所谓殖民地。”蔡和森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到十九世纪下半纪，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托辣斯与加特尔垄断国际市场，于是遂入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共党人的这些认识，从经济上阐明帝国主义产生的缘由及其本质，从政治上分析其对外扩张掠夺的特性。
中共党人的上述认识，是从普遍意义上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性质。不过，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中国化转换，指明其对中国社会的侵害，这对于人们认清帝国主义的实质，无疑是更加有效。中共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相当的限制”，其结果是“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中共二大宣言回顾了1839年英国舰队“攻击”中国以来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历史，指明“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单列“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一章，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蔡和森在《向导》刊文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陈独秀则认为，“我们中国这样穷而乱又复乱而穷因果循环的困苦，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厚赐”。可以说，早期党的文件以及中共党人所发表的文章中，尖锐批评帝国主义侵害中国的内容，不胜枚举。
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中国化转换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将这一抽象名词具体化为美、英、法、日四国，揭露其对中国的侵略。其时，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幌子，于1921年底至1922年初在华盛顿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美、英、法、日四国控制会议，对战败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进行瓜分，“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对于美、英、法、日四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这一做法，蔡和森一针见血指出：“他的效力不仅等于万斛麻醉剂，麻醉得中国人民神智皆昏，他的效力不仅打破日本独霸远东的雄图而代以英美共霸远东的鬼计，他的效力尤在利用中国人民的昏聩，给中国立了一种共同宰制共同管理的根本大法，使他们以后的侵略皆有所根据而成为法律化。”因此，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发出了“反对华盛顿吸血者的四国同盟”的口号。中共党人直呼“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了”。陈独秀历数1923年发生的22件“列强对我连续不断的侵略与暴行”，希望民众“牢牢记住”：“中国人民有两个仇敌：第一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是北洋军阀，后者比前者真算不得什么。”旅欧的周恩来写下《革命救国论》，直称“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认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39。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将惨案与英美日法的侵略联系起来：“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告诉工人阶级：“我们的敌人是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日、法四大寇。”
中共党人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中国化转换，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具体化，使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1923年底，社会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氛围“渐渐浓厚起来”。至1925年，曾被视为“海外奇谈”的反帝口号“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是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称：“本报（即《向导》，引者）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恽代英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讲演时说：“五卅以后，全国都市的地方，甚至于穷乡僻壤，都充满了反帝国主义的空气，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1927年3月，毛泽东用形象的笔调描述湖南农民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注重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
中共成立伊始，就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将反帝斗争与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共第一次公开发布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就认识到，“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纲领，大会发表九千余字的宣言，用超过一半的篇幅以“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为题，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中共认识到，履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使命，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中共看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互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刊文指出：“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与国民党合作，经历了从初期的党外合作设想，到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历程，至中共三大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从一开始就没有忽略国民党在反帝斗争方面的“缺点与错误”。1922年11月，中共发布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明确，“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如果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者妥协，“吾人即宣反对之绝不容顾忌”。其后，中共三大敦促“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的“旧观念”，因为这是一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出，对国民党应“矫正其政治观念”，“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
其时，国民党改组大会即将召开。国民党党纲草案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列举中国“受他民族压抑干涉”的状况，并未标明反帝立场，而仅表述为：“解脱之责，有赖于吾党对于民族主义之励精猛进者，正未艾也”。该党纲草案分两部分，分别刊登在《向导》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和《向导》第49期（1923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此显然是不满意的。1923年12月19日，中共发出通告称：“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1924年1月1日，中共与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形成《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指出，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关于“对外恢复国权”问题“决不能让步”。该意见提出了五项“最低限度的主张”，第一项便是：“对于党纲草案，我们大致赞同；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
可以说，国民党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并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瞿秋白，在1928年4月提交给中共六大的书面报告中有如下描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确是接受了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和冯玉祥政变，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既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宣言乃“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应该“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甚至“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使国民党真正形成代表那次大会（宣言）的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内部是有派别的，对待反帝国主义的态度自然不一致，“对于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很快，中共“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其中的右派“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瞿秋白指出：“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对于这一状况，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强调不是“机械式的开除右派”，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而是“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扩大会议以后，“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7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列举国民党右派的五点“重要的错误”，第一点便是“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中共党人普遍意识到，与国民党右派相反，国民党左派是坚定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一边的。1924年12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指出：“一切真能反抗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左派；1925年12月，陈独秀《向导》发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指出：“左派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1926年1月，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在国民党二大上发表演说，宣称：“站在推翻帝国主义一边者为左派，而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者为右派”。因此，增强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成为“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的要求。具体来说，一是从组织上强化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比如，“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二是“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提出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传”。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九号通告，要求“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废约宣传”，以“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针对国民党二大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之第一工作”的口号，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要求“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宣传大会的一切材料就是宣传左派的思想和政策”。
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帝斗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随着反帝斗争的展开，中国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左右两派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必将出现分歧。扩大左派力量，孤立右派分子，有助于巩固“民主的联合战线”。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一度以左派面貌示人的蒋介石，转变为新右派的代表人物，成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危险对手，且最终走上了勾结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共党人始料未及的。
三、反对单纯军事手段，重视依靠和发动民众力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中共成立之初，就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认识到“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亦是如此。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
可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并不注重民众运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鲍罗廷指出，国民党“完全投身于军事工作”。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在与孙中山打交道时也发现这一状况，并在1923年7月13日从广州发回莫斯科的一封信中抱怨孙中山“一再重复相同的想法”：“我，孙某人（即孙中山，引者）仍然走我的老路。若论行动，则只能是军事行动，党不应该插手人民中的运动，至少不要以党的名义去插手”。对此，李大钊在《向导》发表文章呼吁：“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蔡和森则批评了国民党在1923年初掀起的收回旅大等反帝爱国运动中“不敢与民众接近”的态度，“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中共三大强调“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大会发表的宣言公开呼吁国民党放弃这个过去的“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
中共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国民党一大认识到，“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中央设立八个部，包括工人部、农民部；随后又颁布《工会条例》《农民协会章程》。
不仅如此，中共还在反帝斗争的实践中给予国民党积极影响。1924年8月，广州发生英国支持下的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孙中山一方面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另一方面指望通过发还扣留的商团枪械，以妥协之法平息事态。李大钊意识到，孙中山“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甚至打算在‘纸老虎（即商团，引者）’的军队中寻求支持”。中共党人指出，商团事件是“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抗争”的“机会”，国民党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最终采取措施镇压了商团叛乱。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南方的广州爆发了得到英国帝国主义者（当时的麦克唐纳政府）的帮助、大体上反映了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斗争的商界反革命行动。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根据通过的决议所做的工作（即使国民党接近工人群众，接近同土地所有者、官吏、某些军阀匪帮作斗争的贫苦农民），反革命才没有得逞，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才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
商团事件尚未平息之际，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江浙战争爆发。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因此，中共中央反对国民党军事介入江浙战争，“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支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是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陈独秀要求国民党，“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随后，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布告全国民众书，指出“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这次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显示出人民的威力，也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瞿秋白这样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的夙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共产党依然要求注意发动民众。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陈独秀发表文章称：“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然而，在大革命的实践斗争中，真正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的是共产党，国民党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介入。比如，国民党一大后，“在农民当中开展了有力的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进行的”，而国民党员“忽略下层工作及指导”。北伐开始后，在广东，国民党左派“忽视农民”，新右派“不放心农民”，右派“积极向农民进攻”。中共湘区组织11月份的报告中谈及湖南农民运动情况，指出，“民校（即国民党，引者）对此问题之态度，省党部虽是左的，但没有政策，且亦非如何积极的；各县，市党部，亦尚能卫护农民，但一部分仍是我们的关系；政府虽然承认反动势力之事实，然对农民仍不免表示怀疑。”鉴于国民党方面对农民运动的不热心，中共湘区组织据此判断，“如果让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农民完全拿在我们手里，国民党极少参与进去”。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表的《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观点：工农运动“处处为共产党把持”，从事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员“为共产党排挤以去”，“真正国民党员不能参与党务，不能参与农工运动”。事实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假意发动民众，另一面大力压制民众运动。1927年初，蒋介石明确要求“暂时停止民众运动”。3月1日，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随后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赴上海，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报载：“蒋介石在赣皖浙等地方，摧残农工，压迫党部，屠杀民众的种种罪恶，想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对待人民群众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注定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难以持续进行下去了。
结语
中共党人在分析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为此进行卓越努力，使反帝斗争深入人心。周恩来后来总结说，“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然而，北伐进抵长江流域之后，以南京惨案为起点，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加紧拉拢蒋介石。日本由于掌握了“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裂的情报”，“相信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干涉更为适宜”，“在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破坏大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最终英、美、日、法、意联名提出宁案通牒，“促成四一二政变”。中共指出，帝国主义“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沦为“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党内合作走向破裂，自然不可避免。
批评国民党在反帝斗争中只注意军事而忽视民众，是正确的；但这与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并不矛盾。“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必须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此“认识不足”。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军事运动议决案》，提出“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特别是认识到“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但决议的重点依然是“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当时，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是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的指示。直至1927年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中国发来紧急指示，“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显然，这对于形势已经极紧张的大革命来说，为时已晚。毛泽东后来总结道：“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人民军队需要人民，因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对民众运动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的分析可谓极为精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抗战时期，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目的之一就是“广泛发动群众”；解放战争爆发后，“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事实正如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开始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军队将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依靠“人民的伟大力量”，夺取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完成了反帝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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