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商胡的活动除两京外，更多地活跃于丝路沿线一带，有的甚至到了南方等地，而商胡冒贡使之名而来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人在经商兴贩的过程中，有的就长期定居下来，成为中央及地方各政权管理和倚重的对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上动荡纷纭，民族迁徙频繁，但丝路的贸易活动依然在继续。来自西域中亚的贾胡继续两汉以来的传统，始终活跃于丝路沿线，在许多地区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关于隋唐时期西域贾胡活动情况，学界关注较多，但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贾胡在丝路沿线的活动情况，并不十分明朗。本文尝试钩稽相关史料，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一、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统一的东汉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西域与内地的关系基本断绝。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雄踞北方的曹魏政权努力恢复与西域的交往。曹魏政权正式建立前夕，即文帝延康元年（220），西域的焉耆、于阗王遣使曹魏；魏文帝黄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龟兹、于阗又遣使朝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此后像康居、月氏等中亚大国亦遣使朝贡。如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曹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闰十月，“康居、大宛献名马，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因而《三国志·魏书》言：“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在西域各国朝贡同时，西域贾胡也继续两汉以来的传统，沿丝绸之路深入中原地区。
三国时，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等地成为西域贾胡的集散地。《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记载仓慈时任敦煌太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可知当时西域商贾有两类，一类以洛阳为目的地，直接与宫廷贸易者；另一类以敦煌为目的地，在敦煌销售货物后便返回者。鉴于西域商贾常因当地豪强大族阻拦不能到达洛阳，而且在敦煌贸易者也往往受到豪强的欺诈。因而仓慈在任敦煌太守期间，禁止大姓豪族欺侮西域商胡，公平交易，受到西域贾胡及当地百姓的爱戴。以致仓慈卒后，百姓商胡共举哀，“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划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文中所提到的“西域杂胡”，应包括来自西域中亚一带的商胡。可知敦煌作为丝路要道和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是西域商贾的集中之地。
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几封粟特文古信札，据西方学者的考订，这些信属于公元4世纪初，主要为居于姑臧的商人写给其在撒马尔罕的主人的信件，提到了粟特商人在长安、洛阳活动的情况，也提到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洛阳被毁事件。粟特文2号古信札，写于公元313年，提到当时粟特人不仅活跃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姑藏）、酒泉、金城（今兰州）等地，而且足迹还远至南阳、邺城等地。可知敦煌是西域商人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集散地。据古信札记载，这些人主要向中国内地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胡粉、胡椒等，在中国则购买麝香、丝绸等物。
凉州（姑臧）亦是河西走廊另一个重要的贾胡及商贸中转地。魏明帝时徐邈任凉州刺史，“……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贡中国之费……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可知凉州刺史徐邈在任期间对沟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西晋代魏以后，这里依然得其利。《晋书·食货志》载：“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皆邈之功也。”凉州在当时显然为河西重镇，它既是西域中亚商胡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的货物中转与集散地。前述粟特文古信札就提到了凉州等地，有学者研究指出，凉州当时是粟特人的大本营与货物集散地。
至于洛阳一带，商胡更多以冒贡使之名而来的。《三国志·魏书·崔林传》记载：“龟兹王遣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囊时之所患也。”可知在魏文帝时，西域商贾屡屡冒使者来魏，很多人的目的地是洛阳，在这里既可以从事宫廷贸易，亦可取利于民间。
十六国时期，政权林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也曾致力经营西域。尽管各个政权对西域的管辖程度有所不同，统治区域也大小不一，但对于加强西域诸国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前凉张骏时期设置的西域长史府（治海头），基本上管辖西域诸城郭国。“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西域并降”，“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前秦时期更是如此，约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苻）坚以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今甘肃武威一带），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种”。这段时期，西域各国的使节、商人等也往来不绝。前述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说明自西晋时粟特人的足迹已沿着河西走廊至洛阳、邺城等地。另外陕西泾阳发现的前秦建元三年（376）所立的《重修邓太尉祠碑》记载了冯翊护军统辖的杂户夷类：“高凉西羌、卢水、支胡、粟特、水杂户七千”，这里的粟特显然指中亚粟特人，这些粟特移民应多为来中原的粟特商胡及其后裔，其中姑臧，即凉州一带胡人比较集中，有不少粟特胡人参与前凉、后凉的政治活动，《魏书·西域传》载：“其（粟特）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可知凉州在十六国时期也是贾胡重要的聚集地，北魏灭北凉之际，在凉州俘虏大批粟特贾胡，后由粟特王派人赎回，可见凉州商胡之多。
十六国时期西域贾胡往往承担河西至长安、洛阳甚至到达南方的互市业务。梁释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所收《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载：“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门法护在长安西市中出《渐备经》，手执胡本，译为晋言……大品出来，虽数十年，先出诸公，略不缕习……不知何以遂逸在凉州，不行于世……此同如慧常等凉州来疏，正似凉州出，未详其故。或乃护公在长安时，经未留宜，唯持至凉州，未能乃详审。泰元元年，岁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经达襄阳。释慧常以酉年，因此经寄互市人康儿，展转至长安。长安安法华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达襄阳。付沙门释道安。”该书序记载了《渐备经》等由西北到东南的传播经历，透露出中亚粟特胡人在互市业务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朱雷先生据此复原了姑臧、长安、襄阳三地之间由粟特胡人承担往来贸易的情形。前凉的姑臧、前秦之长安、东晋之襄阳，皆有互市机构，由“互市人”进行过境贸易活动，互市人就是各政权之间往来贸易的商人。荣新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除姑臧到长安是由康国商胡康儿传送外，在长安接送并安排到襄阳的佛僧，也是粟特出身的安法华。这不仅表明了粟特商人与粟特僧人之间的关系，也透露出安法华所托的下一位互市人可能也是粟特商人。由此可知，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贾胡在十六国时期活跃于丝路沿线甚至南方等地。
二、南北朝时期西域贾胡在丝路沿线及内地的活动
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但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积极发展和西域的关系，因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原与西域交往比较密切的时期。西域贾胡在丝路沿线和内地的活动也较前期兴盛。
北魏世祖拓跋焘在位时，开始经略西域。此时，北魏西北的西秦、夏国灭亡，割据河西的北凉归附，与西域的交通畅通。因而魏太武帝改变过去“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的政策，于太延元年（435）五月，“遣使二十辈使西域”，二年,又“遣使六辈使西域”，三年，“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盘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魏书·西域传》序称：“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始遣使来献”，魏世祖“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金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世祖之后，北魏主要通过报使往来“致奇货”,西域诸国使臣“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魏书·邢峦传》云：“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从“蕃贡继路，商贾交入”的情形可说明这一时期丝路沿线的西域商贾异常活跃。
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四方多事，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但却规定：“远蕃使客，不在断献。”北魏统治者的政策是：“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之所以这样，是因胡商的往来可以增加政府的财税收入。这些政策吸引了大量西域中亚商贾进入中原进行贸易。
北魏与西域诸族的互市贸易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及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武威、张掖、陇西等地，这也是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
凉州（武威）魏晋以来一直是西域贾胡聚集之所，互市贸易也较兴盛。当时的凉州刺史专此之利，多勒索商胡，以谋暴利。如北魏普泰元年（531）京兆王子推之子元暹为凉州刺史，其人“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府，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材牲口，悉没自入”。可以看出凉州作为一个商业都会，一直是西域商胡的一个聚集地。
张掖，亦称西凉州。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韩褒被任命为都督、西凉州刺史，他指出“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赦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为商胡云集之处，也为西域商货的贸易集散地和主要的互市贸易地。
酒泉有胡人安吐根，为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最后仕于北齐，深得高欢、高澄的信任，被任命为凉州刺史、率义侯等，并加开府，获得很高地位。安吐根为安息商胡出身，其家族曾活跃于酒泉一带,有一定的势力。
西域商胡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活动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北周时，西域金、银币在河西流通。“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充分说明南北朝时河西走廊地区商胡活跃情形，以至于西域等地的钱币可以充当通货之用。
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也有不少西域中亚商胡活动于此。魏世祖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后，班师之际，“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记……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这其中应有不少商胡。《魏书·西域传》云：“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可见当时商胡中有不少大月氏人，这些人来到平城后，将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
南北朝时，有更多的商胡进入到中原。北魏洛阳尤其成为商胡的荟萃之地，出现了《洛阳伽蓝记》中所描绘的场面，即“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既然洛阳聚集天下难得之货，可见当时西域商胡众多。庞大的胡商队伍所携的奇珍异宝满足了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奢侈生活的需求，正如史载：“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
这些来到内地的西域商胡由于经商发家致富，被当时社会认为富胡或富家子弟，成为社会上一道独特风景，这在北齐社会中表现尤为明显。《北史·恩幸传》载：“武平时（570～576年）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又《北史·杨愔传》载：“太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这里所谓富家子弟、富胡，应指来自西域中亚的胡商，他们因善于经商而发家致富，而且数量也不少。这些北齐政权辖下的西域商胡一部分自北魏而落脚于北齐，另一部分大概由突厥境内从北方进入北齐领土，他们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结交权贵，拓展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正因为如此，这些商胡也成为北齐政权与北周等交易所利用的对象。《北齐书·穆后传》曾载：“武成时，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费不可计，被火所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赉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珍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据此足见商胡贸易额之大及北齐政权对西域商胡的倚重。
西域贾胡与北齐的来往也往往以“朝贡”形式与内地进行贸易交往，如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王夸吕通使北齐，凉州刺史史宁于州西截获吐谷浑使北齐的朝贡使团，“获其仆射乞付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采丝绢以万计。”从“商胡二百四十人”、“杂采丝绢以万计”足见商胡人数之多，贸易额之大。
关于北周政权中商胡活动情况，史载不详。当时形势是突厥控制了漠北与西域，而北周因与北齐对峙，也只能结好于西域。据《周书·异域传》载：“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夷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隋书·礼仪志》亦载：“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由此可知当时的北周政权在和西域交往等方面是颇有一些主动姿态的，而这种主动又源于其自身的现实需求。前述胡太后遣商胡去北周购买珍珠，而珍珠本身就是西域商胡所贸易的大宗，可知北周社会中商胡活动亦很频繁，其中当有不少来自西域及中亚诸国。可资佐证的是《周书·宣帝本纪》载大象元年（579）十二月，宣帝“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北周天和三年（568），周武帝迎娶突厥木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为后，当时“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帝大聚长安胡儿，羯人百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这里大聚的“长安胡儿”，除西域乐工等人外，应有不少来自西域中亚的商胡。
此外《周书·柳庆传》载雍州“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附近被囚系者甚多”，可见长安及其周边有不少胡人住户。他们之所以被劫，或许是因为他们身为商贾而较为富裕的缘故。
南北朝时期，西域商胡不仅仅活跃于北方丝路沿线一带，而且也逐渐向南方扩展。尤其是南朝萧齐、萧梁政权与西域的往来较为频繁，也使得西域贾胡来往于吴蜀之间。
《南齐书·芮芮传》曾云，建元二年、三年时，柔然“屡遣使贡献貂皮杂物……献狮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狮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处贾胡显然应指西域商胡，可见南齐境内有不少西域贾胡活动。
南朝梁时西域贾胡，尤其是中亚粟特商胡活跃于蜀汉及吴越一带。《隋书·何妥传》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郫县在今成都西北郊。文中提到的“西城”，陈寅恪先生认为为“西域”之误。何妥父为细胡，可以推知何妥家族应为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何国人，也即粟特胡人，由此说明梁时蜀汉之地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
总之，同两汉时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商胡的活动除两京外，更多地活跃于丝路沿线一带，有的甚至到了南方地区，而商胡冒贡使之名而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人在经商兴贩的过程中，有的就长期定居下来，成为中央及地方各政权管理和倚重的对象。此间西域商胡的活动不仅仅是两汉商胡活动的继承与发展，更为隋唐时期西域商胡大规模来华奠定了基础。
原文链接
我爱范文 »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贾胡在丝路沿线的活动
免责声明：本文由runsly提供互联网分享，不代表本网的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