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政”一词古已有之，但赋予“边政”以现代意义，并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提出来作系统的研究，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在抗战建国、学术救国的大背景下，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吸纳了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服务，熔铸成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势的转移，在战时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热门学科边政学逐渐式微。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时局与边疆危机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民国；时局；边疆；边政学；发展历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古即有经世致用的色彩。民国肇建，边患依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中国边疆研究的政治关怀意识更加彰显。那就是研究边疆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唤醒民众，保卫疆域服务。迨抗战全面爆发，一切的学术均为抗战建国服务，中国边疆研究容纳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一门独具特色的“边政学”。学界论及民国边政及边疆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已不少见，但多侧重于政府的边疆治理与边疆政策，或探讨“边政学”的学科内容及理论方法。对于“边政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对边政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观点，学科发展概况及其最终衰落原因等进行探讨，目前仍有必要。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
一、“边政”问题的提出
“边政”一词虽古已有之，在民国初年却未见广泛使用。时人论及边疆，多谈筹边、治边、边务、边防等，甚少将“边政”作一专门术语探讨。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边政”问题始见诸报刊舆论。而政府方面，实为“边政”问题提出的主导者。
据笔者视野所及，民国较早提出“边政”问题且进行初步研究的，是1929年9月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印行的《边政》月刊。当时西康为军阀刘文辉所据，为倡导舆论，推进康藏建设，刘在二十四军军部下设边务处，创办《边政》月刊。刘曾撰发刊词谓：“爰激励职司，共策边事，搜史乘，稽西籍，征善策，采时言，特由边务处详甄审择，编辑为边政月刊，旨在沈隐咸豁，巨细毕宣，以为我国民留心康藏之先导。”该刊名曰“边政”，实际上主要以西康为范围，所刊文章包括西康地区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胡鹤如在弁言中谓：“发刊《边政》，愿将这混沌期中发现的边地史实，拾来作一个零碎的报告，并随时汇集康藏过去和现在各方面的概略，撮要介绍读者，希望观众的眼光，大家放射到打箭炉川西去！” 自《边政》月刊创刊之后，“边政”一词遂逐渐成为一般舆论和政治的口号。“边政”的地域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川康地区，而是泛指所有中国之边疆。
在南京中央政府方面，鉴于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及对蒙、回等民族的分化，国民党中央开始强调中华民族一元论，尝试整合边疆及内地各少数民族，团结力量共同抗日。其中，淡化“民族”、“蒙藏”等提法，倡导“边疆”、“边政”等口号，即是国民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之一。对于政府主管边政的最高机构蒙藏委员会，国民党高层自1930年代起多次筹划将其改组为“边政部”或“边务部”，终因格于事实而未成。而对于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则通称为“边胞”、“边民”。边疆地区的教育简称“边教”。当时“但凡牵涉到民族问题的都得想办法用边疆问题替代”。于是就有了与“内政”相对应的“边政”一词的出现。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重边政，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至此，“边政”已上升为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重要国策了。
各级政府大力提倡“边政”的同时，各类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也纷纷面世，其中具有官方背景且影响较大者，当属新亚细亚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
193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人开始筹组新亚细亚学会，并创办《新亚细亚》月刊。5月10日，学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边政要人戴季陶、张继、马福祥、克兴额、林竞、格桑泽仁及专家学者等200余人与会，选举林竞为主席。学会以“信行三民主义，发扬中国文化，复兴亚细亚民族”为宗旨。学会最初研究范围是整个亚洲民族的复兴。只是成立不久，适逢九·一八事变，边事问题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故学会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重镇。学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大部分会员均担任政府要职。如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林竞为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方治为中央党部要员，马福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格桑泽仁、马鹤天、刘家驹、克兴额等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另外，蒋介石、张继、于右任、居正、蔡元培等一大批国民党要人均担任学会名誉会员。
学会成立后，即大举从事边疆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向国人普及边疆知识。其先后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戴季陶著《西北》，任乃强著《西康札记》，杨希尧著《青海风土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马鹤天著《救国嘤鸣集》《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东北考察记》，刘家驹著《康藏》，任乃强著《西康图经》，青海省政府民政厅编《最近之青海》，戴季陶著《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唐柯三著《赴康日记》，许公武著《内蒙古地理》《青海志略》《边疆述闻》《新疆志略》《漠南蒙古地理》《伊思兰教志略》《琼崖志略》等。
上述边疆丛书中，影响较大者有华企云的《中国边疆》、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和戴季陶的《西北》等。其中华企云的《中国边疆》一书，是民国时期全面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内容涉及边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该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
《新亚细亚》月刊是新亚细亚学会的机关刊物，1930年10月创刊于上海，先后移至南京、重庆，至1944年8月停刊。《新亚细亚》共出刊14卷78期，边疆研究是《新亚细亚》重点关注的领域。月刊先后出版了康藏专号、东北与日本专号、东方现势专号、日寇专号、新疆与回族专号、云南问题专号等数期。由于新亚细亚学会具有官方背景，资金来源稳定，月刊在绝大部分时间都能按时出版。对此，张继曾骄傲地表示：学会“是中国最为健全之学术团体，而月刊亦为国内材料最丰富，最能按期出版之刊物”。
中国边政学会也是官方主导下创办的学术团体。1941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组织吴文藻、周昆田等一批专家学者，筹建一个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边政研究团体和刊物。当年9月29日，中国边政学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员暨有关机关代表六十余人，由陈之迈主席，周昆田报告筹备经过，张廷休、楚明善、吴文藻等相继演说，嗣通过会章，讨论提案，选举理监事。复于十月十二日（1941年10月1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选各组主任，商讨工作进行事宜。”学会毫不避讳其官办色彩，推选吴忠信为理事长，戴季陶、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周昆田、陈之迈、吴文藻、楚明善、王化成、曾少鲁、许公武、熊耀文、朱章、孙绳武、张西曼等人为理事。其中曾少鲁为总务主任，吴文藻为研究主任，周昆田为出版主任。由于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均为中国边政学会的会员，实际上边政学会就是蒙藏委员会对外的一个学术机构。学会成立后，其主要活动为举行边疆问题的公开演讲、召开边疆学术座谈会、委托研究边疆专题、编辑出版《边政公论》杂志和边政丛书等。
《边政公论》是中国边政学会的机关刊物，1941年8月创刊于四川巴县，战后迁往南京。至1948年底停刊，共发行7卷58期。该刊办刊主旨是为国家边疆政策服务。发刊词谓：“本刊发行的目的和意义，盖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研讨实际问题，搜集实际资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换句话说，就是想使理论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事的发展。”《边政公论》经费上有政府的支持，复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为其提供稿源，发行一直较为稳定，是19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该刊主要栏目有论著、译述、书评、边地通讯、边政资料、文艺及调查报告等，同时应时增开各种专栏，内容涵盖了边疆政治、边疆经济与社会、边疆教育、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边疆史地研究等各个方面。
在官方的主导下，以新亚细亚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边疆研究团体通过创办刊物，开展学术讨论及进行边疆考察等活动，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的边疆政治相结合，提出了中国边政研究的新课题。边政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政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之后边政学的诞生准备了理论基础。
二、边政学的理论建构及边政学系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边疆问题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1930年代起，政府方面开始设立旨在培养边务人才的专门训练机构。如中央政治学校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开办蒙藏政治训练班，广东省政府设立边政指导委员会等。其中，蒙藏政治训练班以“造就边务人才”为宗旨，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学期二年，约相当于大学专科水平。该班开设课程主要有“党义、国文、蒙文、藏文、日文、英文、中国边疆地理、蒙藏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国际公法、行政法规、经济政策、筹边政策、兽医学、畜牧学、森林学、卫生行政、测量、军训、马术”等。蒙藏政治训练班专为培养边疆政治干才而设，据有很强的务实性和针对性。
“边政”成为流行用语的同时，关于“边政”一词所应涵盖内容的探讨也随之展开。1936年5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我国边政问题》的演讲。其对“边政”概念的界定是：“何谓边政？国家对于边疆所行之政令，无论其为保卫、为治理、为开发、亦当因地制宜而有特别规划之必要。例如主管边事之机关，治理边疆之法则，开辟边地、启发边民之急务，以及其他一切有关边疆之设施，皆属讨论边政问题之范围。”黄慕松是中央边政机构首长，他对边政的定义强调政治性，即“国家对于边疆所行之政令”。同时指出“边政”相对一般“内政”而言具有特殊性，当“因地制宜而有特别规划之必要”。黄慕松毕竟是政治家，未对边政展开进一步的学理探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一些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学术救国为己任，尝试边政学的理论建构。1941年9月，民族学家、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主任杨成志在《广东政治》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该文对与边政相关涉的十大名词逐条分析，分别是边疆定义、边疆问题、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教育、边疆调查、边疆干部、边疆文献、边民博物馆、边疆政治。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向社会大众介绍边政研究所应涵盖的内容。杨成志谓：“本文是一种发凡性质的论述，把边疆研究的各项部门，一一略加解释，俾望国内一般人士，得明了边政研究为如何的事业。”在杨成志看来，边政即“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边疆各项问题，如何开化边民，如何提高边族文化，如何推行边疆教育，如何开发边疆资源，如何举行边疆调查，如何探讨边疆文化与历史，如何训练边疆干部，及如何设立边疆博物馆等。”杨成志将边政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为“边民开化”、“边政改进”和“边圉巩固”三大问题，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史地、外交、国防等九个子目。谈到边政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杨成志认为边疆调查“综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以人为对象的民族学为其基础。”凡从事边疆调查者“应具有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技术学、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至于边政研究的目的，杨成志强调“本学术救国的大义”，“努力贡献于国家，共挽危局，同图生存”，突出了边政研究的务实性和应用性等特点。
1942年1月，时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兼中国边政学会常务理事的吴文藻发表了《边政学发凡》一文。这是一篇发凡起例的文章，在中国民族学、边政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次提出了边政学的定义：“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的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务。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吴文藻在文中系统阐述了研究边政学的目的及重要性，边政学的性质与定义，边政学的内容大纲及边政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吴文藻提出“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溯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
吴文藻认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主要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种。其中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吴文藻将边政学研究的内容概括为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和行政四个部分：思想部分，“是就哲学眼光来讨论有关民族的政治思想与理想。举凡一切原理原则，主义学说，以及种种基本概念皆属之。”事实部分，“搜集可靠资料，不论是属于过去或现在，乃是树立边政学科学基础的要务。”制度部分，分国际与国内。国际方面，包括各国殖民政制的演变、各国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等。国内方面，包括历代中枢掌理边政的机构，清代蒙藏政教制、驻边将军大臣制、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边防屯田等。行政部分，“对外所谓国家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内即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与协调，亦是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的统一。”
在边政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上，吴文藻认为“在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最深者，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其次为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又其次，则为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欲使边政学的观点正确，方法精密，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就必须从这种种学科，随时吸收其精华，非如此不足以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
有了官方开办各类边政训练机构的实践经验，加之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对边政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中国边政学系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
据目前所见资料，边政学系最早于1944年秋在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成立。关于其成立背景，时文记载：“抗战爆发以后，国府西迁，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遂益形重要。于是很多人开始喊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有志青年到边疆去’一类的口号。当然，‘开发’不能只是空谈，‘建设’也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就算完事的。必须要以行动和事实来表现。而先决问题就是需要有‘人才’，并且需要优秀的人才。这问题闹了好几年，直到三十三年秋季，教育部才给中大（即中央大学）来了一纸训令，内容大意是说，政府现在决意要自三十三年度秋季开始，分别在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同时创设边政学系，隶属法学院。边政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等语。自此，‘边政学系’这一名称，开始创见于中国的大学史上。”
中央大学边政学系于1944年秋季开始正式招生。系主任是民族学家凌纯声。初创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系办公室，没有教授，没有图书设备，没有助教，甚至连工友也没有。凌先生只好唱独角戏，一人兼干教授、助教和工友的事情。”经过一年惨淡经营，边政学系才稍具规模。1945年，凌纯声升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由边疆史地学家韩儒林继任系主任。韩氏“各处延聘教授，收购图书，充实各项设备”，边政学系不断发展。至1948年，边政学系“已拥有四个级，七十几位同学。执教本系的名教授，有卫惠林、芮逸夫、董同龢等十余位。”边政学系所开课程，第一学年和法学院其他系相同，仅开设专业课边疆问题概论。第二学年着重学习边疆语言和边疆历史文化，“每个同学必须在蒙、藏、维三种语文中选读一种，共读三年，到毕业为止。”因为分习不同少数民族语言，边政学系非正式地分成了三个小组，在课程选读上也略有差异。如边疆历史方面依所选语文不同而分别选读蒙古史、西藏史、突厥史等。宗教方面，学维文的选读回教文化史，学蒙文和藏文的选读喇嘛教史。除以上科目外，边政学系还开设边政通论、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中俄关系史、国际公法、边疆民族调查法等课程。边政学系乃为培养治边人才而设，注重边疆实习。“在二年级的时候，有边教实习，到三年级有边政实习。”
西北大学的边政学系亦成立于1944年，系主任是边疆史地学家黄文弼。初创时普遍认为是个“冷门”专业。经过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过去的‘冷门’现在竟红得非常”。以至于法学院和文学院都竞相要求将边政学系纳入各该院。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施教方针有四：“一、建立边政学之体系；二、研究治理边疆的原理原则；三、检讨边疆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四、推进边政之事业”。西北大学边政学系通识课程涉及到文、理、法各学院，“每学期所开的课程十八九门，每星期总在二十八九节”，任务颇繁重。学生普遍感到学习民族语言的困难。最初仅设维文、藏文两组，次年增设蒙文组。必修课有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政治法律学等。选修方面则维文组必修维文、俄文、回教史；藏文组必修藏文、英文、康藏史；蒙文组必修蒙文、俄文、蒙古史。西北大学边政系也非常注重学生的边疆实践。“三年级学生，利用暑假到边疆去实习，以蒙、藏、维三组，入蒙、藏、维三族集中之区域，作实际调查与研究，伸达学以致用之目的。”
三、学科整合与中国边政研究的发展
19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一个突出的趋势是，在政治重心西移和边疆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关注西部边疆问题，强调学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民国边政研究的大发展，正是得益于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门类围绕边疆研究的科际整合。从广义上讲，边政学成了一门有关边疆的无所不包的学问，凡涉及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均可涵盖在“边政”的范围之内。“研究历史的从历史的角度，学地理的用地理的知识，研究民族学的可以从民族学的理论来研究，搞人类学的可以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
从事中国边政问题研究的学者群虽来源广泛，但其主力队伍，无疑是由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来担任。在边政学的理论建构中，吴文藻和杨成志都曾提出要借鉴和运用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其他学者大多也持这种观点。如民族学家梁钊韬就强调：“关于从事工作于文化落后社区的边政事业，应该根据哪一门科学的知识呢？那无疑的，是应该根据以‘人为对象’的人类学了”。“我们现在，不应再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边政设施，似应就功能的观念，予人类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纳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这么一来，边政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梁钊韬当时在广东省边政训练班从事教学指导工作。在培养边政干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人类学、民族学在边政上的重要意义，故有此切身感受。
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为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化，国民政府强调中华民族一元论。在政策支持上明显倾向于边疆或边政研究，而忌讳谈民族问题，唯恐引起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民族学或人类学如果不向边疆问题靠拢，当时几乎难以生存。比如1934年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到全面抗战时期，因缺乏经费，基本上是名存实亡。而同时期的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等学术团体，则因有官方的支持而非常活跃。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主动适应潮流，投入到边疆研究。如方国瑜、凌纯声等联合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金陵大学徐益棠创立“边疆文化研究所”；南开大学陶云逵设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华西大学李安宅设立“华西边疆研究所”等。人类学家马长寿1936年还在写《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这样的文章，到全面抗战时期，也开始大谈边政了。他在《边政公论》上发表《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提出“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这实际是在主张人类学的中国化。具体到人类学在中国边政上的应用，马长寿提出了七条原则：1、承认中国民族属于一个种族，然而仍有汉、满、蒙、回、藏、苗族之分者，乃由于文化模式不能尽同之故。2、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非绝对的。一种文化有一种功能。3、文化是变动的，即文化动力说。4、顺势利导是改革边制的首要方法。5、进行边政之首当注意者，为不妨害边民生活之基本安全。6、边民心理并非“前逻辑的”，或“不逻辑的”。7、行政人员，相时而动，最为重要。
中国边政学继承了晚清史地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吸纳了各门现代学科，尤其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同时整合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边政和边疆研究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如马长寿所言：“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官方和民间都将边疆问题视为关乎抗战建国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因而催生了许多研究边疆和边政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各种类型的边疆考察团也层出不穷。
在学术机构和团体方面，除了前述之新亚细亚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之外，其他影响较大者还有西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创办于上海），西北开发协会（1932年创办于南京），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33年创办于南京），边事研究会（1934年创办于南京），边疆问题研究会（1936年创办于北平），边疆史地学会（1937年创办于北平），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39年创办于重庆），中国边疆学会（1939年创办于重庆），中国边疆建设协会（1940年创办于重庆），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1940年创办于昆明），金陵大学文学院边疆社会研究室（1942年创办于成都）等。
有关边疆和边政的学术刊物，除了前述之《边政》、《新亚细亚》、《边政公论》之外，其他较有影响者有《西北》（1929年创刊于北平），《西北言论》（1932年创刊于北平），《开发西北》（1932年创刊于上海），《西北论衡》（1933年创刊于北平），《康藏前锋》（1933年创刊于南京），《边事研究》（1934年创刊于南京），《西南边疆》（1934年创刊于南京），《中国边疆》（1937年创刊于北平），《康导月刊》，（1938年创刊于康定），《边疆问题》（1938年创刊于重庆），《西北研究》（1939年创刊于兰州），《边疆研究》（1939年创刊于重庆），《中国边疆建设集刊》（1940年创刊于重庆），《边疆通讯》（1942年创刊于成都），《边疆人文》（1943年创刊于昆明），《边疆服务》（1943年创刊于重庆）等。
边疆考察活动也蔚成风气，各种形式的边疆考察团一时络绎不绝。较重要者如：1934年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组织的雷马屏峨调查团，1936年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组的川康民族考察团，1937年重庆委员长行营组织的边区调查团，1939年中英庚款委员会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1940年西南联大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组织的西北工业考察团，1943年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等。这些考察活动加深了人们对边疆地区人文、地理和自然资源等基本情况的了解，为政府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纵观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与抗战时期中国时局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方面国土的沦陷激发起国人的边患意识，一方面西迁后的政府亟待加强西部边疆的调查研究，以巩固大后方为持久抗战的基地。在中东部广大地区已沦为敌占区的背景下，学术救国的使命使得各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研究对象转移到西部边疆地区。诸种因素使边政学应时而生并成为当时的显学。迨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西迁的高校及学者群体纷纷返回东部城市，原来炽热一时的边政研究自然出现退潮并走向衰微。如李绍明所述：“抗战胜利以后，大家就不提边政了。那时各个学科就都各归各位了，就是人类学就归人类学了，民族学就归民族学了。”由此看来，战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边政研究的衰落也就自在情理之中。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时局与边疆危机的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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