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结束后，越南国内外形势复杂。陈修和作为民国政府的军事专家参与入越对日受降工作。由于战时曾多次进入越南调查处理中越交通运输、保障国际援华物资线路畅通的经历，陈修和熟悉越南历史文化，对越南问题有深入了解。他同情和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帮助胡志明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与越盟有一些合作，阻滞法军返越，间接促成法越谈判，对越南民族独立事业有所贡献。
关键词：陈修和 胡志明 入越受降 中越交往
陈修和，1897年出生于四川乐至县陈氏家族，是陈毅元帅的嫡亲堂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越关系史和越南研究专家。与陈毅相比，陈修和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其一生经历了从黄埔军校生、蒋介石侍卫官、兵工专家，到起义将领、新中国政务院（国务院）参事的转变。陈修和与陈毅早期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从早期三民主义的信仰者、追随者，最终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建设者，晚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为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98年11月21日，陈修和病逝于北京。《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岚清、王忠禹、王兆国等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二战”前后，陈修和多次赴越南工作，尤其与战后中越交往有较多关系，也曾钻研越南问题，颇多斩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媒体对陈修和有一些介绍，主要是着眼于他的人生经历，与邓小平、陈毅的接触和交往等；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他参与中越交往的一些活动。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对相关史料发掘不多，对其关于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关系研究的得失少有论及。在吸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利用载入史志的回忆资料、报刊资料，发掘中越两国有关机构收藏的档案资料，试图从陈修和参与中越交往的活动及其评价的角度，对陈修和再进行一些研究。
一、入越受降前后越南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二战”结束后的对日受降问题，既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和国内政治，也牵涉复杂的国际大国因素和越南国内事务的处理。日本宣布投降前后，蒋介石勾结美国谋划垄断受降权，排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参加受降。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后，蒋介石认为“当务之急是阻止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受降”，因而一方面“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命令日军“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美国则在日本宣布投降当日“划定中国（东三省除外）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支地区由蒋介石受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排除在受降之外。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做法，中共提出严厉抗议。一方面，中共在国共谈判期间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至9月6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另一方面，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抗议，认为“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但美国认为“关于受降日本的安排是经美、英、苏三国批准的”。因而，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地区的受降权就落在了国民党手里。
1945年8月25日，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赴越接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所部投降。第一方面军入越前夕面临着纷繁复杂的越南国内外局势。
法国一直希望战后能重返印度支那，早在“二战”结束前，戴高乐就声称“希望在战后将法国的全部殖民地交还给法国，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法越方面将进行抵抗”。战后戴高乐又再次强调“法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很简单，法国将拿回印度支那的主权”。1945年8月，菲利普·勒克莱尔制定了重返印度支那的计划，其中包括借助英国控制北纬16度以南地区、逐渐夺回中国控制区、与越南人进行协商等几大措施。因而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之后，法国立即执行上述方案，一方面通过外交层面频频与蒋介石政府接触，另一方面派代表前往越南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府接触，以期“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
英国支持法国重返越南。早在1943年美、苏提出将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时，丘吉尔就表示反对，因为“他怕不得不对他的殖民地也实行这个原则”，英国“在印度、锡兰、马来亚、缅甸和香港还有很多的事情”。因而，英军刚一宣布控制西贡，就立即要求日军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国士兵，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法国士兵。在英军的帮助下，法军很快“占领了西贡的部分地方”。戴高乐因而宣称“法国又在印度支那显示自己的尊严了……我们的威望已经恢复了”。但事实上，法国对日军妥协投降后，法国在越南的尊严和威望已颜面扫地。
蒋介石一开始不赞同法国重返印度支那。1943年11月23日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谈到越南问题时，认为应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战后取得独立。但时隔不久，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44年秋，美国指责蒋介石抗日不利，“威迫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全部指挥实权交给美国人”。蒋介石为了解除美国的威胁，突然于1944年10月10日接见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并且表示，“我们对印度支那毫无野心。甚至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您们在那里恢复法国政权的话，我们也一定欣然去做”。1945年9月，蒋介石准备将越南交还给法国，命令入越军队“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遇法越人冲突时应绝对中立”，“不可（与越盟）有正式公文来往”等。
在维护战后法国的印支统治权上，美、苏最初也持否定态度。在1943年11月28日的德黑兰会议上，与罗斯福谈及印度支那问题时，斯大林表示他“不能想象，盟国在为解放印度支那流血后却让法国人拿过去并在那里恢复殖民制度”。斯大林认为印度支那“需要以较为自由的制度来代替旧的殖民制度”。对于斯大林的观点，罗斯福不仅表示同意，而且建议“向印度支那任命三四个托管人”，将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之下。但时隔不久，美国的态度就随着美苏势力争夺的展开而发生了改变。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美国“不愿意在外交上让法国不满意”，因而在对待越南问题上，1945年8月杜鲁门向戴高乐表示“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并且保证不给法国的事务制造障碍。
虽然斯大林在“二战”期间表示不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但战后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二战后，苏联的外交重点在欧洲，以在中东欧建立一道安全屏障为首任。”在外交战略上，苏联希望通过维持战时的大国合作体制来维护苏联的利益。在对待越南问题上，苏联根本无心顾及。因而当胡志明“向苏联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协助制止法军重返越南……（苏联）对越南的呼吁未予理睬”。
越南国内的情形则更加纷繁复杂。第一，日本投降后，越南的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发起八月革命，于8月19日解放河内，取得了总起义的胜利。八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越南长期以来的君主制度和殖民枷锁，“建立了一种充分的、进步的民主制度”，同时也使蒋介石“对越南革命党积极扶持，使盟军将敌驱逐出境后，在我指导下宣布越南独立，成立新政权”的幻想破灭。第二，越法矛盾尖锐。越南民众对欲重返越南的法国仇视甚深，“河内全市，遍布反法标语”，街上遍悬“中美英苏及越南旗（但无一法国旗）”。第三，越南极度排华。由于担心中国国民党“有占领越南企图”，因而“越南国民党、共产党、保皇党现极端排华”，同时极为活跃。直到法军进入越南南方之后，越南才转而采取联华抗法的策略，排华现象才得以缓和。第四，越南党派林立，内部斗争激烈。当时除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之外，还有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民主党等党派，这些党派“展开了一场反对越盟的激烈斗争”，而“逊位的保大……还妄想复辟”，可见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第五，日军蓄意进行破坏、抵抗。日本宣布投降后，部分在越南日军不愿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实，不仅违反停战协定，破坏各地物资，而且“在沿边各地增加日籍官兵……向我军猛击”，并欲在“府浪沧、河内、海防等地设立自治政府”。
第一方面军正是在上述局势下，于1945年9月开赴越南受降。但由于国民党“对越南过去未有明确详密之对策可资遵循”，第一方面军只好“从完成入越受降任务的军事目标出发”，一方面尽可能禁止法越军返越，下令“法越军返越不得停留北圻，沿途安全我亦不予保护”，另一方面努力缓和与越南人民的关系，在入越过程中强调“对于越民，宜特别爱护，务望切诫所属，严申纪律，应须随时督查，勿使稍有滋扰”，并向胡志明一再申明“中国从未想要占领越南，将帮助越南获得独立”。
二、积极参与战后受降和处置对越、法交涉事务
1944年12月，国民党政府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军总部）于昆明，1945年7月，陆军总部迁往芷江，并于昆明设立办事处，陈修和担任昆明办事处主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盟军统帅部发布的受降区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华民国（除东北外，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8月23日，蒋介石任命卢汉为受降官，负责接收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入越前，陆军总部决定“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陈修和与卢汉于9月中旬飞抵河内，预定参加军政府工作。陈修和到达河内后，发现越南已于1945年9月2日宣布独立，在越南建立军政府不切实际，遂回昆明向何应钦请示。1945年10月初，陈修和再次回到河内，并被何应钦任命为占领军第五处副处长。“在入越军队中，许多人虽然只担任副官或处长等较为低级的职务，但却有权有势”，陈修和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各方面所设机构都由司令部指挥，不得自由对外”，“越南事务与涉法关系主要归第五处主持”，而“卢汉经常去昆明”，因此实际上很多工作都由陈修和负责。
陈修和在处理涉越、法交涉事务和战后受降事务过程中，不仅同情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与民族独立斗争，而且支持、拥护胡志明对越南的领导，帮助胡志明协调解决内部问题，为“越法协定”的签订做出了努力，为越南在反法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越传统友好关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支持越南独立，不赞同出卖越南人民的“十四项原则”
入越受降前，陈修和曾长期奋战在中越国际交通线上，目睹了法殖民者勾结日本与破坏交通线的行为。1937年9月，陈修和代表兵工署与西南运输处联络，负责抗战物资的运输工作。关于中国军火物资假道越南的问题，早在1903年10月的中法《滇越铁路章程》及1930年5月的《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等条约中已有所规定。但法国为维持其在远东的利益，不顾上述约定，采取对日妥协的态度，于1937年10月规定“军火运华，无论为国有或私有，均可照准，但假道越南转运一节，则在禁止之列”。1938年法国新内阁对中国物资假道越南的态度“并未变更”。1938年2月，一批苏联援华武器从海防转口运入广西，“俄货到越后，日方即来抗议”，要求法国禁止这批武器运入中国。当日本提出抗议后，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禁止中国物资入境。1939年9月欧洲战事爆发，法国无暇东顾，对日军采取进一步妥协的态度，对中国物资假道越南愈加限制，是年9月底法国政府向越南总督下令“不准军火、汽车、汽油经过”。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后，在远东问题上继续向日本做出退让。1940年6月中旬，日本取得“由法国的越南总督卡特禁止将武器、弹药、汽油、卡车等物资输往中国的约定，并且使之承诺由日本派遣监视委员前往查核已否有效实施禁运”，中越交通线因而被断绝。
同法国殖民者勾结日本与破坏交通线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南人民虽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极端残暴的压迫下，仍然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用最友好的态度，来接待经过越南的中国人民”。故陈修和在中越交通线工作期间，得到了越南人民和华侨的巨大支援与帮助，他们之所以能将“约在四十万吨左右”的公私物资安全运送回国，“得力于船户、装卸工(华侨居多)和边境中、越民众通力合作”等有利因素。
陈修和在中越国际交通线上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越南人民的帮助满怀感激，对于越南人民给予的帮助，陈修和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越南人民和华侨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支援我国抗战，在这个回忆当中是应该提到而深深感谢的。”对越南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深怀同情。早在1944年戴高乐声明“法国民望收回越南及其他殖民地”时，陈修和就对“正陷敌手之越南”表明立场，认为“法人应即声明放弃在印度支那之殖民与保护者之地位，而允许越南成独立自主之国”。因而，当蒋介石制定出以法国作为越南战后各种事项的商洽对象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简称“十四项原则”）后，他“立刻指出国民党外交部对越南种种不妥的措施”，认为这不仅“背离了原来中美达成的共识和意向”，而且是“出卖中、越两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是对越南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无视。
（二）阻止法军战后第一时间返越，间接为越南的民族独立争取宝贵时间
日本投降后，驻昆法国殖民军司令亚历山德里向陈修和提出申请，希望其允许在云南的法国飞机飞往河内与日本联系。陈修和对法方的请求高度警惕，并分析认为法国的目的是“法机一到河内，就可打出电报，在国际上宣传法军已重回越南，收复河内”，从而达到再次占领越南的目的。因此陈修和便回绝亚历山德里的请求，同时将自己的分析报告何应钦，中国方面后来遂下令“在越南日军投降以前，法军不得进入越境，所有在中国机场停留的法国飞机均不得私自起飞”。
事实证明陈修和的判断完全正确。早在日本投降前，法军就已在“寻求尽快回到河内的方式”，以“尽早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由于中国方面屡次下令“我军驻越期间法军未与我政府商得同意以勿进入越”，因而法军要进入印度支那北部，只能通过跳伞或从海路登陆的方式。1945年11月，一些法国官兵利用越南人民优待美国官兵的政策假冒美军登陆越北：“据报越民政府通令各省官民，凡遇美军入越，不论在何地方皆须善意招待，故近来法军利用此机会常改着美军制服分别向莱州跳伞着陆，当地民众误认为美军加以保护。”美军为此还向越南政府抱怨，要求越南政府予以调查。
陈修和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及外交的敏感，及时识破和制止了法国“尽早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的阴谋，不仅为我国军队受降工作的顺利展开做出了贡献，而且粉碎了法国第一时间重返以占领越北的企图，为越南的民族独立争取了宝贵时间。
（三）支持胡志明的领导，帮助胡志明调解越南内部矛盾、改组政府
陈修和在中越国际交通线工作时曾得到越南人民的帮助，加之在越南受降期间，陈毅给他写信，要求他“一尽己力，援助越南胡志明，为支持越南独立而努力”，因而陈修和不仅对越南人民的独立斗争深怀同情，而且支持胡志明的领导，积极帮助胡志明调解越南内部矛盾、改组政府。陈修和到越南后，首先拜访了胡志明，向他表明赞成越南独立的立场。在受降期间，陈修和极力拥护胡志明对越南的领导。在越南全国大选前，阮海臣、武鸿卿等曾要求陈修和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但不仅被陈修和严词拒绝，而且被他当面训斥。
1945年9月8日，胡志明签发第14号命令，决定于1945年12月23日举行越南全国大选。但当时的“越盟阵线内部各派貌合神离，很不巩固”。以胡志明为首的劳动党希望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以阮海臣、武鸿卿为首的国民党“企图推翻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亲蒋政权”，“他们举行游行示威，攻击以胡志明为首的临时政府，要求临时政府辞职，甚至进行暗杀、逮捕等活动，在社会造成混乱”。为此，驻军司令部决定出面调停，并下令“在选举期间，任何人不得用武力破坏，否则即由驻军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惩办”。由于陈修和负责对外工作，且跟胡志明经常有工作往来，又“对胡志明特别尊敬”，因此被派往与胡志明洽谈调停事宜。
1945年12月18日，陈修和代表驻军司令部与胡志明见面商谈普选问题，陈修和向胡志明表示驻军司令部将出面调停，建议越南各党派协商成立一个包含各阶层代表的临时联合政府，并建议胡志明延缓两星期举行大选。胡志明接受了陈修和的建议，并于当天签署了关于将越南全国总选举日期推迟到1946年1月6日的第76号命令，且于第二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向陈修和致谢，同时还向他阐述了越盟的政治纲领和越南临时政府组织等有关情况。
对于胡志明接受陈修和的建议并推迟举行大选一事，一些越南学者评价很高，认为其是“使越南革命之船得以顺利渡过众多危险险滩”的“恰当决定”。由此观之，越南选举得以顺利进行，越南革命得以暂时顺利度过危机，陈修和功不可没。胡志明给陈修和的亲笔信是陈修和帮助胡志明调解越南内部矛盾、改组越南政府的有力证据，也是中越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体现。半个多世纪之后，该信件由陈修和之女赠与越南学者吴德寿，而后吴德寿又将该信件转赠越南胡志明博物馆，目前此信件由胡志明博物馆留存。
（四）与越盟合作，为缓和中越交往关系、促成越法谈判做出努力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越南于我国之作用非常重视，认为“越南为我国西南国防屏障，越南之得失关系我国家之盛衰，民族之生存”，因而曾历次声称将支持越南独立。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急于撤回驻越军队，发动内战，积极与法国谋求合作。1945年底至1946年初，蒋介石与法国在重庆举行中法谈判，准备将越南交还给法国。蒋介石的这一做法“引起一部分驻越中方人员的不满”，陈修和便是其中之一。1946年初，陈修和听到中法正在谈判将越南交还法国的消息后，立刻电请何应钦，希望重庆政府不要以“区区经济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建议协助越人防守，因若让法军重返越南，必将引起越南人民“群情愤激……中越冲突，势难避免”。然而陈修和的建议并没能阻止中法谈判的进行。1946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协定》。协定中的《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与越南关系最为密切，其实际上等同于让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再次征服越南”。因而《中法协定》一公布，“指责重庆政府出卖越南的空气弥漫河内，中越关系忽趋紧张”，越南“排法之情绪，一转而为怨华”。
《中法协定》后，法国急于接防，欲以占领海防，策应河内法越3月6日正午之谈判。在1946年3月4日召开的中法军事代表会议上，法方提出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的要求。会上陈修和坚持“中国驻军只能将防务交予法越联合组织的部队；法越谈判没有成功以前，我们不能让你们单方面接防”，并警告法方“如你们强迫进军，法越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官和士兵肯定将站在越南方面同你们作战”。陈修和凭借敏锐的洞察力，预料中法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而中法军事代表会议结束后，他便建议集结于海防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迎头痛击，先打他一顿”，并保证一切后果“由大家负担”，以解除曾泽生的后顾之忧。1946年3月6日上午，法军在海防强行登陆，中国军队予以坚决反击，并在越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胜利。3月6日下午，法越代表在河内签订法越初步协定。此前胡志明由于“深怕被强硬的法国当局所欺骗”，表示“如果越南跟法国签订协议的话，希望中方和美方能够提供担保”，因而陈修和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3月6日下午的法越初步协定的签字仪式。
面对《中法协定》带来的紧张局势，陈修和一方面电请何应钦，希望蒋介石能继续支持越南独立，另一方面坚决回绝法国提前登陆海防的要求，粉碎了法军企图提前登陆海防，以策应法越协定之签订的意图。而其对法军强行登陆的准确判断及对法军“迎头痛击”的建议让中国驻军对法国军队强行驻防有所防备，一定意义上为海防冲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海防冲突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以武力威迫越人，促其作城下之盟，签丧权之约”的美梦，“一转越人观听”，缓和了中越紧张的局势，并且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了越盟的谈判条件”，促成了越法谈判的成功，为越南人民“准备力量，集中打击法国殖民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结语
战后入越处理对日受降事务期间，陈修和虽仅为处级官员，但由于云南政变后，卢汉经常去昆明，“越南事务多归顾问团与第五处主持”，加上陈修和的出身和仕宦经历，实际上在越受降很多具体工作都由陈修和负责，越南各方也很看重陈修和所起的作用。作为战后中越交往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陈修和的活动对当时错综复杂因素影响下的中越交往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对越南问题未有明确详密之对策，因而中方各方人员的对越、对法态度不尽相同。与那些“有意培植反动势力以抵制越南革命”的蒋军不同，陈修和所在的第五处“极其反法”，陈修和更是“对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府持乐观支持态度”。
陈修和之所以有如此态度，究其原因，其一，是出于完成入越受降军事任务的考虑。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越南革命与越南人民抱有同情。在入越受降之前，陈修和曾因负责抗战物资运输工作而多次入越。在此期间，他不仅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压迫与蹂躏，深感“中华民族之命运，即越人之命运”，而且得到越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与帮助，加上“越南民族，大半为吾汉人之子孙”的认同心理，使其对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抱有同情，相信“越南同胞，终有解放之日”。因而，在受降期间，陈修和不仅多次戳穿或拒绝了法国的种种阴谋，而且有意淡化意识形态，公开表态“支持越南独立”，支持胡志明对越南的领导，积极帮助胡志明协调解决内部矛盾。可以说，陈修和参与的各种活动，不仅缓和了当时一度紧张的各方关系，使得受降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而且为当时越南政治局面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客观上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为越南的抗法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一定意义上对越南民族的独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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