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较二十二年前已有显著的发展，热切的渴望自主和领土的完整，不仅反对日本侵略山东，也同样反对英国的力量侵入西藏，苏俄的武装侵占库伦。”这句话出自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Jacob G. Schurman）1921年12月3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国情报告。舒尔曼对中国的评论源于他在中国的亲身体验，也是其深思熟虑后的经验总结。在三个月前的9月5日，舒尔曼作为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到北京外交部进行礼节性拜访，当日他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进行首度会晤。在会谈中，舒尔曼对颜惠庆不无感慨地说道：“鄙人一路所受优待，莫名感激。鄙人曾于二十二年前游历贵国，此次目睹贵国情形，改革甚大。” 颜惠庆回答说：“不独外观颇有改革，即人民之心理，亦完全变化。”所谓中国人民心理的“完全变化”，就是舒尔曼事后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总结的那句话：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较二十二年前已有显著的发展。
舒尔曼提到的“二十二年前”，是指1899年。当时他以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以及美国“菲律宾委员会”（the First Philippine Commission）首任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并参与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工作。彼时的中国，正当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夕，清政府深陷内忧外患之中。舒尔曼早年在欧洲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哲学家。他喜欢四处游历，凭着哲学家的睿智目光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过一番细致的观察，并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社会风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在二十二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时，却发现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向世界发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震天吼声。令舒尔曼感到纳闷的是，中国人心理发生完全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舒尔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中捕捉这段复杂历史的蛛丝马迹。从1892年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起，一直到1921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生活了20多年。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舒尔曼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读报”来了解“世界”的变化。舒尔曼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有大量的英文报纸，他正是通过这些英文报纸来观察中国的。换言之，报纸成为舒尔曼了解中国的“窗口”。
有时候人们即使身处“历史现场”，也未必就能感知到历史正在发生变化。当舒尔曼189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悄然发生的一件报馆换主之事将塑造现代中国的报刊文化，并将中国带入“媒介化政治”的新纪元。彼时，一位在不久前丢掉知县乌纱帽的江苏人陈范从常州投奔上海十里洋场，接办了一家规模最小、资本最弱、后台最弱的日报，也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苏报》。1903年，章士钊主掌《苏报》后，放言革命，抨击保皇，发动了“报纸革命”，不经意间开启了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的先河。诚如章士钊所言：“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促成革命之效。”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章士钊所说的“心力”，就是本文所谈的话题：清末民初的报界如何将如同散沙的一个个国民之“心”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心力”，也就是“国民意志”。
众所周知，在近代西方列强势力入侵中国之前，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文化体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在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官绅阶层和一般读书人才萌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在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晚清知识分子的呼吁之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了从“天下”向“国家”的蜕变过程。在未来中国的“国家”设计中，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国家的“重心”不是“政府”组织而是“国民”全体。1905年，胡汉民大声疾呼：“欲明国家之性质，其最重要者为分子团体之关系，而吾国政界之蒙昧，亦于此点为甚。”所谓的“分子团体”，就是国民及其相关民众组织。类似这样的观点，杨度在1907年也说过：“今日中国之言政治者，率多依赖政府之心”，“此不惟不通治体，抑且增长国民之放任心而减少国民之责任心，于国家之进步，必有损而无益”。翻开当时的报章杂志，诸如胡汉民和杨度等人的此种言论，可谓是所在多有。今天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仅要看时人发表了什么言论和主张，更应该关注的是上述文字的“载体”——报章杂志及其知识信息的生产和发行网络，也就是“报界”的存在。
报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称谓。简单说来，清末民初的中国报界，主要是由报纸、报馆、报人、报界组织以及发行网络构成。“界”在当时属于一个时髦的称谓，既有“行业”的意思，也有“共同体”的意味。诸如学界、商界、政界、军界等等，不一而足。在诸“界”之中，报界因其承担着传播新知的使命和启蒙国民的责任而尤其引人注目。1903年2月28日，有读者来信称赞《苏报》“一切论说，凡与学界之关系，教育之程度，无不剀切详言，以振发当世之聋聩，唤起国民之精神，有志之士，同声钦佩”。在清政府新政的刺激下，全国各地官绅兴起了办报热潮，“报界”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到1903年，“报界”作为一个专门的称谓已经流行起来。至少到1906年，报界的同业组织已经在全国重要的沿江和沿海城市发展起来。诸如天津报馆俱乐部、上海日报公会、汉口报界总发行所等都是在1906年成立的。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出台各种“报律”，试图规范报界的传播行为，由此引发报界的抵制行动。随着报界整体影响力的增强，报界与政界、学界和商界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报界的群体意识的自觉性也随之大大提升。在政府与国民之间，报界理论上是站在国民的一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国民公意，就是国民共同的意志。寻常所说的“民族国家”，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其实就是“国民国家”的意思。
1905年，汪精卫发表《民族的国民》，认为国家是一个法律实体，由其国民组成。与民族国家一样，国民也是来自西方的政治概念。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人民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报界精英的文字启蒙，中国要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衍生出现代国民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写的《新民说》，传诵一时。在这本小册子里，梁启超厘定了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用西方的自由权利、冒险进取和尚武精神来重新界定国民的精神品格，抛弃了儒家的圣贤君子的人格观念。由现代国民组成的国民国家，代表着报界精英心目中最高的政治认同。
报界之所以能够“代表”国民意志，首先是由于其自身的媒介技术属性决定的。清末民初的报界，使用的是现代印刷技术。这种以报纸为代表的“新媒介”，一旦在中国形成规模，也就是随着“报界”的崛起，必然改变当时人们的日常存在方式及其社会交往关系，乃至形塑一种新的报刊政治文化。尽管许多报纸都有派系背景，但是报纸的“媒介技术属性”使其不单纯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而具有内在的“自主性”。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报纸的大众传播功能，使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个人或党派的政治工具。梁启超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报纸在不同利益尺度的作用下，可以有“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和“世界之报”。但是，报纸自身所蕴藏的现代印刷媒体内在的技术逻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介入，终将重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组织，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推动中国“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报界、学校和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报界为那些来自新式学校和现代社团的阅报群体提供了表达国民意志的公共舆论空间。根据晚清学部总务司的统计，到1907年，京师一地有中学堂21所，各类小学堂144所；全国有中学堂398所，各类小学33 605所，大约百万学生在新式学校接受普通教育。到了1917年，根据美国人吴板桥（Samuel I. Woodbridge）《中国百科全书》统计，全国有2 000家报刊。另据胡适的估计，仅仅是在1919年全国新办报刊大约就有400种之多。报界规模的扩大，显然与报纸阅读受众规模的扩大是成正比的，他们彼此相互作用，将现代国家观念的传播和国民意志的表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报纸凭借其印刷媒介技术，约束使用者的社会行为方式。而报界所表达的“国民意志”一旦形成，将会对政府和掌权者造成无形的精神约束力，即使穷兵黩武的军阀头子也要忌惮三分。1921年12月31日下午，美国公使舒尔曼访问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提议通过英美等国家组建的“国际技术部”（The InterAllied Technical Board）对中东铁路进行“国际共管”，以便使中东铁路继续成为一条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的商业通路”，但是遭到张作霖的断然拒绝。这令舒尔曼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作霖的成见，清楚的表示出中国人反对任何国际控制的提议，在其他各级官吏的圈子里，也非常强烈的持有此种情绪。”这种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烈情绪，就是192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意志”对北洋军阀和各级官员产生约束力的结果。如果违背国民意志，政府官员就会身败名裂，对张作霖等人而言，毕竟“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在1919年5月4日，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北京赵家楼的住宅被愤怒的爱国学生付之一炬，而驻日公使章宗祥则遭群众殴打。1919年6月11日，大总统徐世昌迫于公众舆论压力提出辞职书，其中写道：“故为两害取轻计，仍以签字为宜……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而共和国民为主体，总统以下，同属公民。欲径情措理，既非服从民意之初衷。欲以为民意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自对外言之能不引咎者一也。”
报界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各界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公共空间”里，把“民族国家”作为传播的内在主体，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同理心”，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报纸上的内容多属于“感知型”的知识，因为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和“日常性的”东西，它来自街头巷议、家长里短或者人们之间的私信，而私信又来自人们的“交谈”。如黄旦所言，报纸所造就的“天涯共此时”的印象，创造了一个读者同时消费的“想象”。通过定期报纸阅读，报界为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寻找“爱国同道”的公共网络，并将分散的个体联结起来。关于报纸的这种打破时空阻隔的社交功能，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趋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
通过印刷媒体的“日常性”阅读体验，最迟到五四时期，在中国各地城市里的知识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想象的情感共同体”。一则五四时期关于“国歌”制作的公开辩论故事，即可充分说明报界在“联结”和“传播”普通国人爱国观念上所发挥的不可替代性的作用。
1920年2月8日，受到上海《时事新报》关于国歌辩论的影响，一位名叫“缨尘”的读者，向北京《晨报》投稿，表达了他的国歌看法：
我看这国歌，实在是振刷国民精神，极不可少的东西。近来中国，各处国民运动非常之多。国民大会、公民请愿、学生游街等等，虽然也有极警动的演说，大众也齐声高呼抵制，然而我总觉得大众的精神，没有一件东西把他联贯起来。那么用什么联贯呢？就是赶紧由通晓乐理及歌曲的人，造出一种爱国歌起来。……我们中国会作这种歌的人才总很多，就请《晨报》征集起来，经各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评定后，就举国推行。
这位署名“缨尘”的读者，正是通过《晨报》和《时事新报》等报纸上的“印刷文字”而将自己想象为“中国”这个“共同体”的一分子，并感到有责任参与中国未来国歌制作的讨论过程，通过“报纸”，“缨尘”的命运与其他中国人的命运终于牵连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国民意志作为一种“公共意志”把分散在四面八方和各个角落里的中国人在“爱国主义”精神旗帜的感召下统一起来。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报界”编织的无界巨网里实现了汇通与融合。
由报界而汇聚起来的国民意志一旦形成，就会对执政者造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故而，清末民初的历届政府也先后出台各种“报律”来试图约束报界的出版发行事宜，但其结果虽不说是“徒劳”，却也是非常有限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报界生态是一个多国利益和势力交织重叠的复杂格局：租界外文报纸和华界报纸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此种局面让中国报人获得了一个实现报界言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场域。由于租界的存在，近代的国家边界不再适用，报刊的跨国注册、跨国资本的暗中渗透和支持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租界英文报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成为中国报界信息的重要来源。
如果说政府组织是国家的政治身体，那么报界网络就是现代中国政治身体的“血脉”。报界兴，则国家兴。如梁启超所言，国家以报馆为支撑，则国体渐立，人才渐出。简言之，报界越大，其国越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报界汇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中国的助产婆。需要指出的是，报界在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上，虽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也就是说，报界所表达的国民意志只能对执政者造成有限的舆论压力，它能改变人心，却无法造成国家政权的根本变革。
现代中国遵循的政治逻辑，是武力决定政权的归属。正如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在1921年对中国政局观察的那样，“北京政府并非建于民意的基础上，亦未获得各省的赞同，仅系由军阀的武力所操纵”，中国人民“在监督北京政府方面，则属徒劳无功”。面对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民国时期的报界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却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要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需要一个集合国民意志、武装力量和政党组织与一体的全能型政党，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现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创建的瓶颈。1921年的中国政治，已经陷入不死不活的困境状态。看上去似乎风平浪静，实际上现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已经暗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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